中新网2月11日电 据广东省卫健委官方微信消息,截至2月10日24时,广东全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77例。10日当天全省新增确诊病例26例,新增出院38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深圳市7例、广州市4例、惠州市3例、中山市2例、佛山市2例、东莞市2例、珠海市1例、肇庆市1例、韶关市1例、茂名市1例、揭阳市1例、江门市1例。另有疑似病例148例。有3093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健康传播研究所所长 傅华

答: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的犯罪对象是医用器材,包括医疗器械和医用卫生材料。2001年根据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医用卫生材料已被纳入《医疗器械分类目录》实行分类管理。据此,本罪规定的医疗器械和医用卫生材料均属于“医疗器械”的范畴。

空军第九八六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 王晓坤

2017年修订后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七十六条规定,医疗器械是指直接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仪器、设备、器具、体外诊断试剂及校准物、材料以及其他类似或者相关的物品。对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的犯罪对象进行具体认定时,可以依据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进行认定。实践中常见的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防护服、防护眼镜等均被列入医疗器械目录,属于医疗器械。对于没有列入医疗器械目录的其他种类口罩、酒精等物品,则不宜认定为医疗器械。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个别防护用品是否系医用器材难以认定的,如果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或者货值金额十五万以上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对于高价销售、牟取暴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也可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把健康融入每个人的生活和每个社会细胞的活动中,尤其要把健康融入商业和企业活动中。商业活动不能罔顾大众健康,一味满足大众对“舒适度、美食欲和愉悦感”的追求。如果商业主体纯粹追求利润,没有践行促进大众健康的社会责任,势必在损害他人安康的同时折损自身。

公共卫生的核心是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保护和促进人群健康。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是政府职责,强大的社会力量则需要每个人积极参与。所以,不论任何时代,要保护和促进人群健康,都需要群防群控、共建共享,充分发挥人民力量。

健康要融入所有政策 融入个人生活和每个社会细胞的活动中

二是注意把握“防护用品、药品或者其他涉及民生的物品”的范围。根据《意见》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的规定,防护用品、药品主要是指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杀菌用品、抗病毒药品和相关医疗器械、器材等;民生物品主要是指人民群众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粮油肉蛋菜奶等食品。需要注意的是,各地的防疫形势和市场供应情况不同,在价格敏感的物品上会有一定差别,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防疫用品和民生物品范围作出具体规定的,可以结合本地具体情况作出认定。

傅华:在爱国卫生运动中,“爱国”指明了工作价值。爱国主义是一种深厚的感情,它体现了整个民族的价值追求与心理认同,是一种无坚不摧的精神道德力量。在当时环境污浊、疫病流行的背景下,把卫生工作提升到爱国的高度来重视,充分显现了这项运动的重要性;“卫生”点明了工作内涵,即通过一系列公共卫生社会行动预防疾病,保障人民大众健康;“运动”阐明了工作方法,强调公共卫生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必须充分发动,人人知晓,人人参与。

光明智库: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面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采取的相关举措、多个省区市的抗击疫情部署中,都提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这项运动为何始终受到党和国家、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看似个人习惯的“讲卫生”和高远神圣的“爱祖国”之间,有着怎样的紧密联系?

这一模式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了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充分肯定了中国通过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创举。世卫组织指出,虽然今天的健康挑战更加多样化,但治疗它们的药方还是一样的,就是中国在近70年前首创的爱国卫生运动。这项运动为全球跨部门的健康行动提供了最早的典范。在步入可持续发展时代之际,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能为全球提供许多重要借鉴。

八、问:在办案中,适用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时,对于外科医用一次性口罩、酒精能否认定为“医用器材”?

二、问:目前,对妨害疫情防控措施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的行为,有的地方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有的地方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司法机关应当如何准确适用罪名?

五、问:在办案中,如何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

截至2月10日24时,在院的995例确诊病例中,轻型79例,普通型792例,重型86例,危重型38例。累计出院181例。累计死亡1例。

“懒贪馋”的生活方式是新的卫生误区

一、问:在办理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案件时,如何准确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到上世纪60年代初,爱国卫生运动已取得巨大成效。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基本绝迹,血吸虫病、疟疾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也得到了有效防治。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均寿命已经达到68岁。

对人民群众而言,此后更要全面提升卫生健康理念。可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开展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比如利用健身App进行自我健康管理,通过社交媒体展示自己的卫生健康新理念、新风采,在线上发起大众卫生倡议及活动,甚至探索利用区块链技术发放“健康币、卫生币”,等等。我们要拥抱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重塑自我形象,做积极阳光的文明中国人。

王晓坤:对个人来说,要养成良好的卫生、饮食习惯。应该从孩子抓起,从小养成文明礼貌、干净卫生的良好习性。要把科学严格的卫生防护知识教给孩子,使他们不做“一把手”(偷吃野味等的第一人),不当“二传手”(成为交叉感染的媒介),人人管住手,洗好“七步手”(内外夹弓大立腕)。

答:在疫情防控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囤积居奇,哄抬疫情防控急需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液等防护用品、药品或者其他涉及民生的物品价格,牟取暴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在疫情防控期间,办理哄抬物价类非法经营犯罪案件时,应当注意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傅华:为了更好地动员全社会参与到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中,要切实“增权”,即帮助人们增强对自身健康的掌控权。每个人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爱国卫生运动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老百姓成为自己健康的生产者。比如,面对当前的疫情,有些人在惊恐心理状态下反应过度,有些人却心存侥幸不以为意。我们不但要要求他们勤洗手、戴口罩,更要告知病毒是如何人传人的,勤洗手、戴口罩如何起到保护作用等科学道理。当一个人掌握了足够的科学常识,其行为意向的天平就会倾向于卫生、健康这一侧,并有效调节心理状态,甚至主动教育他人遵守卫生规则,养成文明行为方式。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斯敏、蒋新军)

王晓坤:新中国成立之初,爱国卫生运动侧重于传染病防治、基本卫生习惯的养成。改革开放之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逐渐拓展,在对人们卫生习惯、生活方式的要求上,更加注重推广减盐、控油、戒烟等慢性病防控措施,更加鼓励坚持体育锻炼。此外,厕所革命、垃圾分类,这些与现代文明生活、生态环保紧密相关的行动普遍开展,标志着全民卫生和文明意识的提升。

四、问:在办案中如何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比如,有的地方应急指挥部和地方政府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等规定发布的居家隔离14天通告,是否可以认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坚决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来抓,依法办理了一批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件。近日,针对办案中遇到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姜启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高景峰,接受了记者采访。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中,深圳市375例、广州市317例、珠海市86例、佛山市70例、东莞市62例、中山市58例、惠州市53例、汕头市25例、湛江市21例、江门市20例、肇庆市15例、阳江市13例、梅州市13例、茂名市11例、清远市10例、揭阳市8例、韶关市7例、汕尾市5例、潮州市5例、河源市3例。男性579例,女性598例,年龄介于2月龄-90岁之间。

答: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是指根据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发布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管理的传染病诊断标准》,符合传染病病人和疑似传染病病人诊断标准的人。目前,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已经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明确了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诊断标准。实践中,对于“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和“新冠肺炎疑似病人”的认定,应当以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结论、检验报告等为依据。对于行为人虽然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某些新冠肺炎感染症状,但没有医疗机构出具相关诊断结论、检验报告的,不能认定为《意见》第一条规定的“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新冠肺炎疑似病人”。办案中,对于实施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尚未经医疗机构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人或者疑似病人,但事后经诊断、检验,被确认系新冠肺炎病人或者疑似病人的,不应适用《意见》关于确诊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播新冠肺炎病原体构成有关犯罪的规定。

从那时起,爱国卫生运动已走过68年历程。从20世纪50年代初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后更名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到198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再到2015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在中央的有力部署和有序推进下,爱国卫生运动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循序渐进,在全国普及推广开来,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九、问:在办案中,认定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中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否只包括强制性标准,如果没有强制性标准,只有推荐性标准怎么办?

答:在办理妨害疫情防控的妨害公务犯罪案件时,重点应当把握两点:一是准确把握妨害公务犯罪的对象。《意见》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立法解释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妨害公务罪的对象除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外,还包括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有关疫情防控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等。因疫情具有突发性、广泛性,为了最大限度防控疫情,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需要组织动员居(村)委会、社区等组织落实防控职责,实施管控措施。对于上述组织中的人员,如果属于“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疫情防控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成为妨害公务罪的对象。二是准确把握公务行为的范围。对于依法从事疫情防控任务的人员为防控疫情,按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统一要求采取与防疫、检疫、强制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密切相关的行动,均可认定为公务行为。对于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被要求检测、隔离人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疫情防控工作不能认定妨害公务罪的,可以根据其行为性质和危害后果,按照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侮辱罪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培育“健康细胞” 为健康中国夯实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构成刑法第三百三十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除有拒绝执行防控措施的行为外,还需要具有引起新冠肺炎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情形。对于一般的违反防控措施的行为,由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由有关部门予以其他行政处罚。

李玲:爱国卫生运动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卫生健康效能的典型范例。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的卫生习惯和健康水平堪忧,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民族振兴离不开百姓健康,所以,毛主席大力提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希望通过讲究卫生,使我们的民族不但面貌一新,而且精神随之提振,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时,我国专业化的公共卫生人才非常短缺,只有充分依靠基层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户户动员,人人动手,才能做好环境治理、疾病防治、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活动。于是,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振奋精神,移风易俗,改造国家”为任务的爱国卫生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的社会新风尚也逐渐形成。

李玲:这次疫情深刻提醒我们:卫生健康是一件大事,而且是头等大事。现代化社会中,因为人群密集度高、流动性强、接触面广,卫生健康风险呈现剧增态势。我们要从制度建设上设立屏障,做出更好维护人民健康的制度安排,促进公共卫生机构与医疗机构深度融合,群防群控,防止公共卫生事件再度发生。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以较低的成本为全体百姓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

傅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爱国卫生运动被赋予新使命,内涵、形式等发生了许多新变化。爱国卫生运动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真正实现全民健康共建共享的有效载体,其内涵从个人健康卫生延伸至环境综合治理。通过开展这项运动,可以加快培育健康社区、健康单位、健康学校、健康家庭等“健康细胞”,为健康中国建设夯实基础。

李玲:爱国卫生运动的精髓是什么?就是减少疾病,充分发动每个人为自己和大众的健康服务。我们知道,防控疫情有三个关键点:控制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而除四害、改水改厕等行动,实质上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可以使每个人成为健康生产的主体,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较高的健康绩效。

答: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中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应当以有利于保障人体健康为出发点,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将其限定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根据刑法和2001年“两高”《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等规定精神,对于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注册产品标准或者产品技术要求,可以视为行业标准。

王晓坤:开始于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在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一项创举,其开展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健康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当时,新中国不但经济上积贫积弱,而且天花、鼠疫、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地方病在各地泛滥。能否迅速遏止疾病蔓延,成为巩固新生政权、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切入点和关键点。加之当时正值朝鲜战争,为抵御美军对中国东北等地实施细菌战的风险,中央政府号召民众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

答:刑法第三百三十条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应当从广义理解。这里的“传染病防治法”是一个关于传染病防控的法律体系,包括《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一系列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我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为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可以采取的措施,是传染病防治的主要法律依据之一。同时,《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明确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采取的行政措施,也是突发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法律依据和来源。因此,在办理妨害疫情防控案件时,上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均可作为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依据。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在疫情防控期间,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台的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如果法律依据充分、无明显不当,一般均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中规定的“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

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尤其必须清楚,食用违禁野味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行为,既不卫生,又不文明。这类不良的卫生、饮食习惯,会给自己、社会、国家乃至人类带来灾难。此次疫情再次提醒我们:野生动物与人类和平共处,是自然生态中的一部分。但其可能长期隐匿病毒,是自然界中的病毒宿主。没有什么口腹之欲、好奇之心比安全与文明更重要。因此,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在野味面前管住手、闭住口,是新时代文明公民必须有的自我约束。

三、问:如何认定“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和“新冠肺炎疑似病人”?对行为人当时不清楚自身状况,事后被确定为新冠肺炎病人或者疑似病人的,是否可以认定?

爱国卫生运动是党和政府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中国创举和成功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爱国卫生工作始终以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卫生问题为主要内容,将中国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不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具体行动,有力推动了全民族文明卫生素质的提高。

答:对于行为人传播涉疫情虚假信息后又自行删除是否构成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需要区分情况予以认定。关键要把握两点:一是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传播虚假信息的故意。对传播涉疫情虚假信息是否追究刑事责任,要查明行为人是否明知系疫情虚假信息而故意传播。要充分考虑传播者对有关信息内容认知能力水平,以及传播该虚假信息的具体情形,不能仅以有关信息与客观现实有出入,就认定为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而作为犯罪处理。二是看行为造成社会危害性大小,是否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对故意传播涉疫情的虚假信息后又自行删除,是否构罪不能一概而论。要综合考虑虚假信息传播面大小、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实际影响等,不能简单以是否“自行删除”认定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有的信息很长时间无人转发,也没有人注意;有的敏感信息,被删除前几分钟可能就广泛传播,危害很大。行为人自行及时删除虚假信息,如果没有造成较大社会影响,达不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程度的,依法不予刑事追究。

答:“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是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的重要入罪条件。根据2003年“两高”《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在办案中审查认定是否“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应当从是否具有防护、救治功能,是否可能造成贻误诊治,是否可能造成人体严重损伤,是否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等方面,结合医疗器械的功能、使用方式和适用范围等,综合判断。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是否“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难以认定的,如果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或者货值金额十五万以上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此外,如果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的中国创举

光明智库:全面小康离不开全民健康。新时期,怎样让人们以讲卫生、促健康的努力担起爱国责任、履行强国使命?

光明智库:随着时代发展,爱国卫生运动是否也在不断演进?今天,这项运动有什么新要求、新表现、新内涵?

李玲:60多年来,很多词语因为爱国卫生运动而进入一代代人的记忆:除四害、门前三包、种牛痘、吃“糖丸”、“五讲四美三热爱”、卫生城镇创建……爱国卫生运动开展得越来越深入,健康卫生理念深入人心。

十一、问:在疫情防控期间,办理哄抬物价类非法经营犯罪案件,应当从哪些方面准确把握?

答:2003年“两高”《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没有规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而是规定对于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这主要是由于2003年原卫生部将“非典”列入法定传染病,但未明确为甲类传染病或者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导致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存在障碍。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国家卫健委经国务院批准发布2020年第1号公告,已经明确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为充分体现依法防控的要求,《意见》出台后,对于此类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等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规定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造成新冠肺炎传播的行为,应当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危害公共卫生,实际上也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其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实际上是法条竞合关系,应当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用原则,优先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对国家来说,要提供及时有效、与时俱进的政策支持。老百姓能够自己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却无法避免在运动中吸入污染的空气,难以规避饮食中抗生素、激素、农药残留等对健康的影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当整个社会建立起统一的卫生价值观,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借助政策手段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才能打破“孤岛效应”,为全面小康提供有力支撑。

三是注意把握哄抬物价类非法经营犯罪的行为方式。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哄抬价格违法行为包括三种行为方式:一是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二是除生产自用外,超出正常的存储数量或者存储周期,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商品,经价格主管部门告诫仍继续囤积的;三是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的。2月初,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对如何认定查处上述哄抬价格违法行为作了具体规定。实践中,在认定哄抬价格类非法经营犯罪行为时,应当参照上述规定,同时综合考虑本地疫情防控具体情况以及行为人的实际经营状况、主观恶性和行为社会危害性等因素,判断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从而准确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对于一般的价格违法行为,可以由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然而,今天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又产生了新的卫生误区,在告别了“脏乱差”之后,又产生了“懒贪馋”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在美食等诱惑面前,越来越无所顾忌。须知,现在的很多“富贵病”、慢性病,都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对每个中国人而言,应该追求合理膳食、适量运动的健康生活方式,而非表面的、奢华的生活方式。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生病,而是身体健康、精神昂扬、心态积极的更高级状态。

王晓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突出课题。就公共卫生而言,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今天的人们尤其需要克服物质贪念的膨胀、口舌欲望的放任,尤其需要重温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敬畏,尤其需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六、问:在办案中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拒绝配合参与疫情防控的村民、物业保安等实施的检测、隔离等行为的,能否认定为妨害公务罪?

十、问:认定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要求“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才构成犯罪,在办案中应当如何把握?

光明智库:当人们形成了“洁其身、净其居、美其形”的基本追求,一些标新立异或永不餍足的欲望又“挺立”起来,影响着公共卫生水准整体提升。您对此有何认知?怎样看待其现实危害与产生原因?

20世纪的爱国卫生运动更注重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硬件完善,普及的多是勤剪指甲勤洗手、开窗晒被大扫除等基本卫生常识,而今天的爱国卫生运动则更加注重健康观念的培养、环保生活方式的养成,强调个人对于健康中国建设、社会文明风尚的责任担当,贯穿着生态文明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七、问:在办案中对于行为人传播涉疫情虚假信息后又自行删除的,能否作为犯罪处理?

答:在办理妨害疫情防控案件中,是否引起新冠肺炎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是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重要条件。具体而言,需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判断,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行为主体看,行为人是否系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或其密切接触者,或者曾进出疫情高发地区,或者已出现新冠肺炎感染症状,或者属于其他高风险人群。二是从行为方式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拒绝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比如拒不执行隔离措施,瞒报谎报病情、旅行史、居住史、接触史、行踪轨迹,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密切与多人接触等。三是从行为危害后果看,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判断行为人造成的危害后果是否达到“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程度,如造成多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人或者多人被诊断为疑似病人等。实践中,考虑到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危害公共卫生犯罪,因此对行为人造成共同生活的家人之间传播、感染的,一般不应作为犯罪处理。

由此可见,爱国卫生运动就是抓住健康问题的社会根源,以大卫生观、大健康观为指导理念,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以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携手并进的健康共治路径来解决国民健康问题。

答:“两高”、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称《意见》)中规定:“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1.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根据这一规定,在办理妨害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案件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主体上限于已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或者新冠肺炎疑似病人;二是主观上具有传播新冠肺炎病原体的故意;三是客观上表现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实施了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行为,其中新冠肺炎疑似病人还要求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后果。实践中,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当依法从严把握。对于《意见》中规定的两种情形,应当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外,对于明知自身已经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人或者疑似病人,出于报复社会等主观故意,恶意向不特定多数人传播病毒,后果严重、情节恶劣的,也应当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于其他拒绝执行疫情防控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依照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的规定,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一是注意把握“疫情防控期间”。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经国务院批准发布2020年第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疫情起始时间以该公告为准,疫情结束的时间届时以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疫情结束为准。在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物价行为具有较平时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扰乱疫情防控急需物资和基本民生用品的统筹秩序,影响联防联控部署;二是制造或加剧恐慌性需求,破坏社会秩序;三是推高防护成本,导致不特定人群特别是低收入群体防护不足。因此,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疫情防控期间的此类行为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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